（二）秦汉史

近十年来，秦汉史研究以新史料为引擎，紧扣时代主题和发展大势，形成了一系列热点研究领域，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总体来看，近年秦汉史研究的推进，不只是成果数量的增加，更体现为史料基础不断扩大、研究问题持续深化、研究视野更加开阔。一方面，简牍帛书、墓葬器物、封泥、石刻、图像和地方考古资料不断进入研究视野，使许多过去主要依赖传世文献和制度名目的问题，能够在文书运作、地方行政、社会身份、边塞交通和日常生活等层面得到重新观察；另一方面，学界也越来越注意把新材料放入国家形态、国家治理、大一统秩序、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等历史脉络中加以理解。¹

从学术状态看，近十年秦汉史研究呈现出新史料推动传统问题重新展开的特点。新出材料不断扩展研究对象，使研究者能够进入县廷、乡里、关塞、邮驿、仓库、市场、墓葬和祭祀场景，也使秦汉史研究不再主要围绕皇帝、中央官制和重大政治事件展开。与此同时，年度综述和专题研究反复提示，材料越丰富，越需要防止研究碎片化。秦汉史研究既要把新材料用足用细，也要说明秦汉时期制度、社会、文化和空间秩序的整体状态，进而揭示秦汉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²

1.热点研究领域

近十年秦汉史的热点研究领域，主要围绕新材料、国家治理、基层社会、边疆民族、丝绸之路、历史记忆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展开。其中最基础的动力仍是新出简牍和考古资料的持续刊布。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北大秦简、张家山汉简、悬泉汉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益阳兔子山汉简、乌程汉简、天回医简、南越木简等资料，使秦汉史研究不断获得新的观察入口。简牍整理、字词释读、简册编联、书手辨识、地名官名考订等基础工作，仍是整个学科推进的前提；同时，这些工作也直接关系到制度复原和历史解释。一个字词的释读可能改变对官署职能的判断，一组文书的编联可能影响对行政流程的理解，一处地名的订补也可能牵动政区格局和交通路线的重建。³

在这一材料基础之上，地方行政和基层治理成为最能体现近年研究进展的领域。过去讨论秦汉制度，较多从中央官制、律令名目和王朝政策入手；新出简牍则把研究重心带到县乡行政、文书传递、户籍赋役、仓储出纳、司法程序和基层吏员分工之中。秦汉国家权力如何进入地方，制度规定如何转化为日常治理，文书行政如何维持帝国运转，基层吏员如何连接国家与民众，成为持续展开的问题。由此，国家治理研究获得了更为具体的史料支撑，秦汉制度运行的实际状态也得以更加清楚地呈现。⁴

“大一统”国家建构也是近年秦汉史研究的主线之一。相关研究的重点，已经不只是说明秦完成统一、汉承秦制，而是把秦汉放在周秦变革和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演进的长过程中理解。郡县制、官僚制、律令体系、户籍赋役、交通网络、礼制秩序、边疆治理和政治合法性，共同构成秦汉统一国家得以运行的制度条件。近年的研究趋向，是从政治组织、制度整合、文化秩序和疆域治理等方面说明“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与展开。这样既能解释秦汉国家的形成，也能说明秦汉何以成为后世中国国家治理传统的重要源头。⁵

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史研究，则从不同侧面揭示秦汉国家运行的具体机制。新出律令和司法文书，使法律史研究能够从律典结构、律令关系、刑罚适用、诉讼流程和司法程序进入制度实践，而不再停留于传世文献中的法名与条目。经济史研究围绕土地、户籍、赋役、市场、货币、度量衡、物资调拨和地方经济展开，逐渐把财政制度、人口管理和生产生活联系起来。社会史研究则明显向身份、家庭、婚姻、奴婢、病弱群体、基层聚落、民间信仰和日常生活下沉。整体来看，这些研究共同改变了秦汉史中过去偏重政治制度的格局，使国家、社会与个人处境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清晰。⁶

边疆治理、民族交融和丝绸之路研究，体现了秦汉史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问题之间的紧密关系。近年研究不再把边疆史简单写成军事征服史或交通路线史，而是更加重视属邦、道、郡县化、关塞、邮驿、使者、物资供应、人员流动、族群身份和政治名分之间的关系。河西、西域、西南、岭南、北方边塞等区域，被放在制度整合和文明互动中考察。丝绸之路研究也由宏观路线叙述转向节点、文书、人员、物资和历史记忆的综合分析。由此，秦汉边疆研究更能说明统一国家疆域治理和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⁷

思想文化、历史记忆和史学书写研究，则进一步拓展了秦汉史的解释层次。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的差异，使研究者重新思考秦亡叙事、帝国合法性、史书编纂和政治记忆的形成过程。墓葬、图像、礼制文献、经学材料和民间信仰资料的不断进入，也使秦汉思想文化史不再只是思想家和经典文本的研究，而是与仪式、制度、区域文化、身体观念、生死信仰和物质生活交织在一起。海昏侯墓、马王堆汉墓、尕日塘秦刻石等重大考古或新见材料之所以能够持续引发讨论，也正在于它们把政治史、制度史、经学史、物质文化史和公众历史认知连接到同一问题场域中。⁸

从内部结构看，秦汉史研究也存在需要继续调整的地方。秦和西汉因材料集中、制度建构鲜明，长期占据研究重心；东汉史虽然近年明显升温，但总体上仍相对薄弱。东汉并不是秦汉制度的尾声，而是统一国家运行到成熟阶段后出现社会结构、地方势力、士人网络、经学政治和边疆压力重新组合的重要时期。随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东牌楼东汉户籍简、碑刻画像和墓葬材料的不断利用，东汉政治、基层行政、地方社会和思想学术研究仍有很大拓展空间。⁹

2.创新性理论和原创性概念

近十年秦汉史研究的理论推进，主要体现为国家形态、国家治理、基层统治、社会整合等问题得到更加充分的讨论。最明显的变化，是学界越来越重视从国家形态和国家治理角度统摄制度、社会和材料问题。秦汉时期不再只是传统断代史中的一个历史阶段，而被放在中国古代国家由多元政治秩序走向大一统中央集权、由分封传统走向郡县官僚治理、由区域性政治文化走向统一制度文明的重要环节中加以理解。围绕国家结构向内凝聚、君主权力强化、官僚制成熟、郡县制展开等问题形成的讨论，使秦汉史与中国古代国家研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¹⁰

与此相伴随的，是传统制度史研究更加注重制度运行。过去制度史容易重视名目、沿革和典章，近年研究则更关注制度如何运行、权力如何落地、资源如何组织、秩序如何维持。县乡行政、户籍赋役、文书传递、司法流程、邮驿交通和边疆管理等问题，由此成为理解秦汉国家能力的关键环节。书写载体和行政技术的变化，也被纳入国家治理和基层统治结构的讨论之中。这样既保持了制度史研究的实证基础，也提高了对秦汉国家运行逻辑的解释能力。¹¹

另一条重要趋向，是从单一政治制度解释转向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解释。君臣关系、功臣集团、列侯制度、士人网络、里吏与编户、家庭与身份等级、奴婢与刑徒、残疾和生育保障等问题，使秦汉史研究越来越关注国家制度与社会关系之间的互动。秦汉国家并不是只通过法令和官僚机构运作，也通过身份分类、名分安排、礼制秩序、恩信关系和地方网络来组织社会。由此，社会史不再只是政治史之外的补充，而成为理解秦汉国家秩序如何形成和维持的重要路径。¹²

历史记忆和“重写秦汉史”的讨论，则提示出土文献对理论层面的影响。新材料并不只是补充史实，它常常暴露不同叙事系统之间的差异，使研究者重新审视传世文献的形成机制、政治立场和记忆结构。秦二世继位、秦亡原因、汉初政治合法性、王莽形象、东汉政治文化等问题，都可以在传世文献、出土文本和后世史学书写之间重新比较。近年秦汉史研究由此更加强调：历史解释不能简单以新材料推翻旧叙述，也不能固守传世文献的完整权威，而应在不同材料系统之间辨析其生成环境、叙述目的和历史层次。¹³

从更大的学术趋向看，秦汉史研究正在从重视新材料的整理利用，进一步走向在新材料基础上加强整体把握。年度综述反复指出，秦汉史研究需要增强与现实、学科之间、断代之间和国际学界之间的对话意识。新材料越多，越需要通史视野；个案考证越精细，越需要说明其在秦汉制度、社会结构和中国历史长程中的位置。人工智能、数字平台和数据库建设，为简牍整理、材料检索、图像比对和基础编排提供了新的技术条件，但历史学家的核心任务仍然是问题意识、史料辨析和解释判断。未来秦汉史研究仍应坚持材料基础和学术规范，在新技术辅助下提高资料整理和综合研究水平。¹⁴

3.新史料带来的新视角、新问题

新史料带来的最大变化，是研究视角的下沉和研究关系的重组。大量简牍和基层文书把秦汉史从朝廷和中央制度带到县乡、边塞、市场、仓库、邮驿、墓葬和家庭之中，使普通编户、基层小吏、边塞戍卒、奴婢、罪人、女性、病弱者、迁徙人口和地方群体进入历史叙述。这样的变化并不只是研究对象扩大，而是改变了秦汉史的提问方式。研究者不再只问“制度是什么”，也开始追问“制度怎样运行”；不再只问“国家如何规定”，也开始追问“规定如何在地方社会中被执行、调整或转化”。

在政治制度史和地方行政研究中，新史料使国家治理过程具有了可复原性。文书格式、传递程序、官署分工、簿籍登记、物资出入、考课问责、县乡关系等细部材料，构成观察秦汉帝国日常运转的基础。过去较抽象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制度与实践关系，现在能够通过具体行政文书加以检验。与此同时，新史料也不断提出新的解释难题：残简如何缀合，文书如何排序，个案是否具有普遍性，地方材料能否代表整体制度，这些问题都要求研究者在微观材料和宏观叙述之间保持谨慎。

在法律、经济和社会史领域，新材料尤其改变了对“运行状态”的理解。律令不再只是静态条文，而是与审判、惩罚、行政执行和地方秩序相连；户籍不再只是人口记录，而是赋役征发、身份管理和国家资源汲取的基础；市场、货币、度量衡、粮食、物资和作物，也不再只是经济活动本身，而是国家治理、区域差异和社会生活交会的节点。社会身份研究则表明，秦汉社会并不能用简单的贵贱、官民或自由与不自由加以概括，爵制、刑徒、奴婢、家户、婚姻、残疾、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共同构成复杂的身份秩序。¹⁵

在边疆民族和丝绸之路研究中，新材料使疆域治理和交通往来获得了更具体的说明。边塞简牍、交通文书、关塞遗址和墓葬材料，使研究者能够观察使者往来、译者活动、邮驿供应、屯戍管理、物资调配和族群身份变化。由此，秦汉边疆研究从王朝政策层面的叙述，进一步扩展到边塞行政、人员流动、物资供应和民族交往等具体层面，也更有助于说明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制度实践。

在思想文化和历史记忆研究中，新材料带来的问题更为复杂。出土文本常常保留了传世文献之外的叙述形态，使秦汉政治记忆、经典文本、礼制实践和民间信仰呈现出多重层次。它们既可能补充传世文献，也可能与传世叙述形成张力。真正重要的不是简单判定何者“更真”，而是分析不同文本为什么这样书写、在何种制度和政治文化中形成、又如何被后世史学吸收或改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史料推动秦汉史从事实补证走向叙事机制和知识生成机制的研究。

4.重大项目与重要会议

近十年秦汉史研究的繁荣，与重大项目和学术会议形成的组织机制密切相关。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简牍整理项目、地方考古资料整理项目和专题研究计划，使许多材料规模大、整理周期长、学科交叉性强的问题能够持续推进。秦汉史研究已经很难依靠单个研究者完成全部材料收集和解释工作，尤其是简牍、帛书、图像、墓葬和边塞遗址的综合研究，更需要古文字、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和数字技术之间的协作。项目制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资料整理、专题研究和理论提升之间的衔接。¹⁶

学术会议则承担了另一种组织功能。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年会、简帛学国际会议、围绕海昏侯墓、马王堆汉墓、睡虎地秦简等重要发现和纪念节点举办的专题会议，使新材料、新观点和新方法能够快速进入共同讨论。会议并不只是成果发布平台，更是学术共同体形成问题意识、调整研究方向和训练青年学者的重要机制。近年许多研究热点，往往正是在资料公布、专题会议、论文发表和项目推进之间循环生成的。

从学科发展看，重大项目和重要会议共同推动秦汉史形成较为稳定的研究生态：基础材料整理保证学科根基，专题会议激活问题讨论，跨学科合作扩大解释空间，年度综述则对学术状态进行阶段性归纳。这种机制有助于避免研究完全被零散个案牵引，也有助于把新材料放入更清晰的问题结构之中。未来需要继续加强的，是项目成果之间的开放共享、简牍图版和释文数据的规范化、跨地区材料的可比性，以及青年学者在长期资料整理和专题攻关中的稳定训练。

5.大众传播和外译传播

大众传播和外译传播，已经成为近十年秦汉史研究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秦汉史天然具有较强的公共性：秦统一、郡县制、汉代国家治理、丝绸之路、民族交融、文字制度、律令传统和重大考古发现，都是公众理解中国历史连续性和制度创造力的重要入口。海昏侯墓、马王堆汉墓、秦汉简牍和新见石刻等材料的公众传播，使秦汉文明以文物、展览、纪录片、通俗读物和网络媒介等形式进入更广泛的文化空间。公众对这些发现的关注，也反过来促使学术界思考如何把复杂材料转化为准确、清楚、有吸引力的历史叙述。¹⁷

不过，秦汉史的大众表达仍显不足。相较一些历史时段，秦汉史专业门槛高，材料类型复杂，简牍释读、制度考证和文书行政不易直接转化为通俗叙事，导致高质量普及作品仍不够充分。未来的关键，不是把专业研究简单故事化，也不是把考古发现包装成猎奇话题，而是在保持史料边界和学术准确性的前提下，说明秦汉史与中国历史整体进程之间的关系。秦汉史的公众传播应当帮助读者理解国家如何形成、制度如何运行、不同区域和族群如何被纳入共同历史进程，而不是停留在帝王故事和文物奇观层面。

外译传播方面，中国秦汉史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正在逐步增强。部分秦汉史著作、简牍研究成果和通史性论著进入外译项目或海外出版体系，出土文献译注也持续推进。国际学界长期关注秦汉制度、法律、简牍、社会史、边疆史和思想史，中国学界的材料优势和问题意识，理应在国际对话中发挥更大作用。外译传播的目标不只是把已有成果翻译出去，更重要的是以中国材料为基础，形成能够参与世界中国史研究讨论的问题意识和叙述方式。¹⁸

大众传播和外译传播虽然面向不同对象，但都要求秦汉史研究在准确性基础上提高表达能力。面对公众，需要把制度、简牍和考古材料转化为可理解的历史叙事；面对国际学界，需要把中国学界的问题意识、史料优势和解释思路转化为可对话的学术语言。二者都不能牺牲准确性。秦汉史材料复杂、专名密集，通俗写作若过度戏剧化，容易削弱史料依据；外译传播若只是套用外来话语，也可能遮蔽中国历史自身的经验。未来秦汉史传播能力的提升，应当建立在学术规范、叙事能力和理论表达三者的结合之上。

综上所述，2016—2026年前后的秦汉史研究，已经形成以新出简牍和重大考古发现为材料基础，以大一统国家建构、国家治理、基层行政、法律运行、经济社会、边疆民族、思想文化和历史记忆为核心议题的多元格局。其最重要的变化，不是热点数量增多，而是研究对象更加下沉，材料运用更加综合，解释目标更加自觉。秦汉史不再只是断代史内部的专门领域，而越来越成为理解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制度文明演进和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关键环节。

未来秦汉史研究仍需在几个方面继续推进：一是加强简牍释读、缀合、编联和书手辨识等基础工作，避免宏观解释脱离材料根基；二是推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考古遗存和图像资料的综合运用，既不固守旧说，也不轻率否定传世叙事；三是克服碎片化倾向，把个案研究放回秦汉国家建构和中国历史长程中理解；四是继续补强东汉史、科技史、区域史和大众传播研究；五是增强国际对话能力，在中国材料和中国问题意识基础上形成更具解释力的论述。秦汉史研究的下一步发展，仍要在扎实考证与宏观阐释之间保持张力：既不能离开材料谈理论，也不能把材料整理等同于历史解释；既要尊重断代内部问题的复杂性，也要把秦汉置于中国历史连续演进的长程中加以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