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秦汉史

近十年来，秦汉史研究以新史料为引擎，紧扣时代主题和发展大势，形成了一系列热点研究领域，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从2016年至2024年的年度研究综述看，秦汉史研究每年均有大量专著、论文和会议成果问世，研究对象从传统政治制度、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历史地理、边疆民族等领域持续扩展到简牍文书、基层治理、社会身份、历史记忆、考古遗存和大众传播等新方向。尤其是近年新出简牍、封泥、墓葬、刻石等资料不断公布，既为旧问题提供新证据，也不断催生新问题、新方法和新解释，使秦汉史研究在传统断代史框架内呈现出鲜明的资料更新、问题深化和理论提升趋势。¹

整体来看，近十年秦汉史研究的推进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特点。其一，新材料的公布成为学科发展的直接动力。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北大秦简、张家山汉简、悬泉汉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益阳兔子山汉简、乌程汉简、天回医简、南越木简等材料陆续整理刊布，使许多过去只能依赖传世文献推测的问题，得以在制度文书、行政运行、社会身份和基层生活层面获得更细致的观察。其二，研究视野不断由个案考释走向整体解释。早期围绕简牍字词、制度名物、地名官名的考订仍然是基础，但越来越多成果开始把简牍、考古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讨论秦汉国家形态、帝国治理、社会结构、边疆经略和中华文明演进等更具宏观意义的问题。其三，学界对研究方法和学术取向的反思日益增强。年度综述多次指出，秦汉史研究既要充分利用新材料，也不能因新材料而走向碎片化；既要重视微观实证，也要在通史视野、现实关怀和跨学科对话中提升整体解释能力。²

1.热点研究领域

新出简牍的整理与研究，推动秦汉史研究走向精细化与实证化。简牍资料为重构秦汉国家治理与社会运行提供了直接文献证据，也带动了古文字、简牍学等“绝学”、冷门学科的复兴，促进新史料的系统整理与深度阐释，成为近年秦汉史研究最具活力的核心驱动力。2016年综述已经明确指出，简帛研究已成为当下秦汉史研究的主流，并由此提出简帛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构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此后数年，简牍资料公布节奏不断加快，2022年集中刊布《岳麓书院藏秦简（柒）》《张家山汉墓竹简〔三三六号墓〕》《天回医简》《南越木简》《乌程汉简》等资料，2023年又有《悬泉汉简（叁）》《睡虎地西汉简牍〔壹〕质日》《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柒）（捌）》《益阳兔子山七号井西汉简牍》《北京大学藏秦简牍》《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选粹》等公布，2024年则继续刊布《里耶秦简（叁）》《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玖）（拾）》《悬泉汉简（肆）》等。新资料的连续出现，使秦汉史研究不再只是“补证”传世文献，而是逐渐形成以出土文献重写制度史、社会史和地方行政史的研究路径。³

这种研究路径首先改变了秦汉政治制度史和基层治理史的面貌。过去对秦汉制度的认识，多依据《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后世类书、政书的转述，往往容易停留在中央制度、官制名目和王朝大政层面。简牍文书则把研究者带到县廷、乡里、仓库、邮驿、关塞和具体行政流程之中，使秦汉国家治理的日常运作得以呈现。无论是秦简所见地方行政制度、新出秦简所见县级政务运行机制，还是汉代里吏、令史、乡啬夫、劝农掾、县下分部等问题，学界都在具体文书、簿籍和行政案例中，重新观察国家权力如何进入基层、制度规定如何转化为日常治理、官吏与民众之间如何发生关系。由此，秦汉国家治理不再只是宏观制度图景，而成为可以通过文书流转、职官分工、户籍赋役、司法程序和地方社会秩序加以复原的历史过程。⁴

“大一统”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成为研究主线，围绕“大一统”国家建构、“秦统一”的历史意义、古代国家治理体系、治国理政、基层治理与秦汉基层社会，学界形成宏观与微观并重的研究路径。宏观研究上，学者聚焦秦汉国家治理的制度特征、运行逻辑与历史影响，深入挖掘历史上的治国理政智慧；围绕周秦变革，探讨制度转型与秦汉社会结构。具体研究上，依托简牍资料深入探究县级以下行政运作、户籍赋役、乡里秩序，系统阐释国家权力如何深入基层，厘清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关系，为理解中国传统治理模式提供了关键视角，也推动古代基层治理思想与实践研究不断走向深入。⁵

这一领域的变化，还体现在研究者越来越重视从长时段和整体史角度理解秦汉。2016年，“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已成为当年政治史研究焦点；2020年以后，秦汉“大一统”政治意识、天下观、国家形态和治理结构等问题继续深化；到2024年，卜宪群从夏商周到秦汉的长时段考察中，梳理秦汉大一统形成的机制，探讨秦汉大一统国家政治实践中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强调先秦秦汉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态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发展阶段。这样的研究说明，秦汉史不只是断代史意义上的“秦汉时期”，更是理解中国古代国家从多元政治秩序走向大一统中央集权、从分封体制走向郡县官僚治理、从区域性王国传统走向帝国政治结构的关键环节。⁶

法律制度与司法实践研究也因新出简牍而显著推进。张家山汉简、睡虎地秦简、岳麓秦简、里耶秦简等材料不断丰富秦汉律令研究的史料基础，使学界能够从律典体系、律令关系、法律编纂、刑罚适用、审判程序、诉讼流程等多个层面重新认识秦汉法制。相关研究既有宏观层面对秦汉律令法系、律典体系和“律令法说”的辨析，也有对“弃市”、狱律、旁律、市场交易、司法文书等具体问题的考察。与传统法制史重制度名目不同，简牍法律文书将法律运行置于实际行政和社会场景之中，使研究者能够看到法律条文、官府流程、地方实践之间的差异与衔接。这一方向不仅推进了秦汉法律史，也为理解早期中华法系、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秩序提供了新的材料基础。⁷

民族交融、边疆治理与丝绸之路研究凸显时代特色。秦汉边疆研究重点研讨秦汉国家巩固边疆的策略与边疆经营模式，秦汉民族研究则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核心，突破传统中原中心论，论证秦汉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奠基作用；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立足考古成果与文献的互证，揭示中外物质文化、技术与思想的双向交流互动，展现了秦汉文明的开放格局。相关研究从匈奴经营西域、秦代属邦与民族地区郡县化、战国秦汉西南民族地理格局、秦汉属国和道的管理体制、秦汉边疆治理思想、汉王朝对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经营、河西社会交往史等方面展开，逐步把边疆史、民族史、交通史和中外交流史结合起来。⁸

近年的综述尤其提示，边疆民族史研究需要从制度、空间和社会生活等多个层面展开。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不只是疆域扩展或军事征服的结果，也包括行政制度的推进、交通网络的建构、文化教化的实施、物资流动和人员往来的持续发生。悬泉汉简、居延汉简、肩水金关汉简等材料，使边塞交通、邮驿制度、译使往来、人员移动和物资供应能够得到更细致的考察。丝绸之路研究也不再只是宏观交通路线叙述，而逐渐深入到驿站节点、使者群体、河西社会交往、边塞文书和跨区域物质文化传播等具体层面。2023年综述还指出，丝绸之路历史研究成为当年热点，相关著作和论文数量较多；2024年综述则进一步强调，秦汉时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关键阶段，在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展开不同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仍有很大空间。⁹

经济史、社会史与科技史研究在新材料推动下持续深化。经济史方面，土地制度、户籍管理、赋役征发、市场交易、货币制度、度量衡、官营经济、粮食计量、物资调拨等议题不断获得新资料支撑。早期综述已经关注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等材料对授田制、田租征收方式、算赋生成、徭役货币化、户籍文书的推动作用；近年研究则进一步讨论汉代“田合籍”与“占田籍”、秦及汉初市场交易中的“质”、秦汉“徭”制、钱币统一方式、乌程汉简所见经济发展、罢癃服役等问题。社会史方面，社会身份秩序、家庭、性别关系、社会风俗、民间信仰、基层群体生活等问题逐渐升温。科技史方面，天回医简、数术信仰、医学、天文历法、农学知识等材料，也使秦汉科技与知识体系研究获得新的增长点。¹⁰

这一类研究的共同趋向，是把秦汉社会的制度结构与具体生活重新连接起来。土地、户籍、赋役和市场并不是彼此孤立的经济制度，而是国家组织人口、掌握资源和维系统治秩序的基本环节；家庭、身份、疾病、灾害、信仰和日常器用，也不是政治史之外的边缘材料，而是理解秦汉社会运行方式的重要入口。尤其是2024年综述所列举的田合籍、占田籍、罢癃服役、乌程汉简所见渔业和越布绢帛等研究，显示学界已经能够通过具体文书进入生产、流通、赋役和社会保障等细部问题。科技史研究虽然在年度成果数量上并不总是占据优势，但它与简牍、考古、医学文献、历日文书、数术资料结合紧密，能够从知识生成和技术实践角度补足传统政治制度史的不足。由此，秦汉经济社会史不只是“补充性”的研究领域，而正在成为解释帝国治理和社会整合的重要支撑。¹¹

还应注意的是，近年综述多次提出秦汉史内部存在“重秦及西汉、轻东汉”的不平衡现象。2023年综述认为，相对于以往东汉史研究较为冷清的状况，当年已经有所改观，出版了《东汉政治与学术演变》《东汉的崩溃：西北边陲与帝国之缘边》《东汉时代的政治与社会》等著译；2024年综述进一步指出，东汉史研究虽有很大改观，但仍不能与秦及西汉史研究相提并论。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东牌楼东汉户籍简、东汉碑刻、画像石、墓葬材料等，为东汉政治、基层行政、社会风俗、思想学术和地方社会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随着东汉建国两千周年等学术节点的到来，东汉史有望成为秦汉史研究中继续增长的重要方向。¹²

历史记忆、历史书写与思想文化研究不断深化。学界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重新审视秦汉时期历史叙事的建构过程，探讨王朝正统性的塑造逻辑，丰富了对秦汉时代整体面貌的认识。北大汉简《赵正书》的公布，使秦二世继位、胡亥形象、秦亡原因和《史记》叙事之间的关系成为重要讨论对象；围绕《史记》《汉书》以及前四史人物列传编纂的研究，则推动学界重新理解历史记忆、史书书写和政治合法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思想文化史方面，董仲舒改制思想、天下观、儒家政治理念、郊祀礼、天人秩序、祥瑞、民间信仰、图像材料和墓葬文化等，均在新资料和新视角下获得新的解释空间。¹³

海昏侯墓、尕日塘秦刻石等重大考古发现，持续激发秦汉史研究活力。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简牍、器物，带动西汉政治、王侯制度、物质文化、经学文献、墓葬制度、礼仪信仰和历史记忆等议题持续升温，形成长盛不衰的研究热点。2017—2018年综述专门指出，随着南昌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发掘及资料公布，相关研究在两年间继续成为突出热点，讨论范围从刘贺立废、海昏名义、昌邑王国官制、马蹄金与麟趾金、孔子衣镜等问题，逐步扩展到简牍、文献、历史地理、经学、音乐、美术、民俗和墓制等综合研究。海昏侯墓研究说明，重大考古发现不只是增加若干器物和文书，而是能够围绕一个历史个案重组政治史、制度史、思想文化史和社会史的问题意识。¹⁴

2.创新性理论和原创性概念

国家治理和权力结构理论有新突破。卜宪群提出，先秦秦汉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的重要发展阶段，国家结构不断“向内凝聚”，君主权力逐步加强，分封制向郡县制转化，官僚制产生，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向大一统中央集权方向发展。张荣强提出“简纸更替与基层统治重心上移”理论，指出书写载体的技术变革是中国古代基层治理转型的关键技术动力。这一理论将技术史与制度史深度融合，重构了中国古代基层行政演进的内在逻辑，为理解秦汉至魏晋基层治理变革提供了全新分析框架。此外，“信—任”型君臣关系、“重估秦汉史”也是近年来较受关注的新理念。¹⁵

从理论层面看，近十年秦汉史研究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提出了某一个孤立概念，而是逐渐形成了若干能够统摄材料和问题的解释方向。第一，是以“大一统”解释秦汉国家形态和政治实践。秦汉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的关键阶段，其政治制度、法律体系、边疆经略、交通网络和文化整合，都被置于“大一统”国家建构的视野中加以理解。第二，是以“国家治理”沟通传统制度史和现实关怀。研究者不再只描述官职、律令和行政层级，而是追问国家如何组织资源、如何深入基层、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制度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第三，是以“整体性研究”反思碎片化倾向。多个年度综述都提出，秦汉史研究不能止步于个案考证和局部材料整理，而应在准确掌握史实的基础上，思考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长程中的地位。¹⁶

这些理论取向也推动秦汉史与中国通史、中华文明史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2024年综述指出，本年度秦汉史研究的新动向之一，是将秦汉史置于整体的中华文明演进历程背景下，以宏观视角“跳出秦汉看秦汉”。此前秦汉史研究因新材料丰富而容易呈现碎片化倾向，多实证研究、少整体研究；而近年来，秦汉统一的历史进程、郡县制的形成与展开、多民族互动关系等根本性问题再度受到高度关注。这种变化表明，秦汉史研究正在从“新材料驱动”的阶段，进一步走向“新材料支撑下的整体解释”阶段。对于一篇论述2016—2026年秦汉史研究进展的综述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秦汉史的学术意义，不只在于断代内部问题的丰富，更在于它能够为理解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国家治理传统和制度文明演进提供关键案例。

研究方法层面的反思同样构成重要创新。2022年综述在“总结与展望”中强调，未来秦汉史研究需要增强与现实、学科之间、断代之间的对话意识，不能就秦汉而论秦汉，也不能以研究秦汉而自限。2023年综述提出，要把秦汉时期各种发展状况置于中国历史发展变化的长河中，从更长历史时段来看秦汉的历史地位，以及各种制度和社会面貌的独特性。2024年综述则进一步提醒，在人工智能日益发展的背景下，人工智能与秦汉史研究的结合不仅体现在简牍整理、缀合、编联，也应体现在基础材料搜集和编排等方面，历史研究者应在技术辅助基础上进行思想建构。由此可见，秦汉史研究的理论创新，已经从单纯材料解释扩展到学科方法、技术路径和学术责任层面。¹⁷

这种方法反思还包含对学术规范和研究节奏的提醒。年度综述一方面肯定论文、著作和会议成果数量可观，另一方面也指出，在新材料层出不穷、数据库检索日益便利、学术会议频繁召开的背景下，研究者更需要防止材料罗列、概念套用和仓促发表。简牍研究尤其如此：一个字词的释读、一枚残简的缀合、一组文书的编联顺序，都可能影响制度史解释；如果基础整理不够稳固，宏观判断就容易失去依托。因此，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的应用，并不是替代历史学家的判断，而是把重复性、基础性的检索、比对和编排工作做得更充分，使研究者有可能在更宽广的材料视野中提出真正有解释力的问题。秦汉史研究的创新，最终仍要落实到史料辨析、问题意识和历史解释之间的良性互动。¹⁸

从原创性概念的形成过程看，秦汉史研究正在经历由“材料概念”向“解释概念”的过渡。所谓材料概念，是在出土文献中发现新的官名、律名、身份称谓、行政流程或地名之后，围绕其释义和制度属性展开讨论；所谓解释概念，则是在大量个案研究基础上，用以概括秦汉历史运行机制的分析框架，如“大一统国家建构”“国家治理”“基层统治重心上移”“信—任型君臣关系”“重写秦汉史”等。前者保证研究的实证基础，后者提升研究的理论高度。近十年的重要变化，正在于二者之间的距离逐渐缩短：出土文献不再只是提供若干新词新证，而是推动学者重新理解国家权力、社会身份、书写技术、政治文化和区域整合之间的关系。¹⁹

3.新史料带来的新视角、新问题

近十年来，秦汉史研究者依托新出简牍资料，不断探索新问题，成果显著。新史料带来的变化，首先表现在研究对象的下沉。过去秦汉史研究较多关注皇帝、朝廷、中央官制、重大政治事件和思想家，而简牍资料把大量县乡官吏、里吏、令史、啬夫、亭长、邮驿人员、边塞吏卒、普通编户、罪人、奴婢、女性、病弱群体、市场交易者和迁徙人口带入研究视野。其次表现在研究尺度的细化。许多问题不再只能从制度规定层面讨论，而可以通过具体文书、簿籍、简册复原、书手辨识和行政案例来观察。再次表现在研究关系的重组。出土文献要求研究者重新处理传世文献、考古材料、图像资料和简牍文书之间的关系，既不能以传世文献概括一切，也不能轻易用出土文献否定传世文献，而需要在互证、互补和差异辨析中推进认识。

从年度推进看，新史料对研究问题的塑造具有明显连续性。2016年前后，学界已经把简帛研究视为秦汉史研究的主流，重点在于说明新资料对政治、制度、法制和社会史的推动；2017—2018年，海昏侯墓、北大秦简、睡虎地西汉简牍等材料进一步扩大研究热点；2019年至2021年，地方行政、法律制度、边疆交通、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各领域持续吸收出土文献成果；2022年至2024年，新刊简牍数量集中增加，年度综述开始更明确地讨论研究方法、整体性解释、人工智能辅助和东汉史薄弱等问题。这说明，新史料并不是一次性地改变学术面貌，而是在持续公布、持续整理和持续讨论中，不断重塑秦汉史研究的议题结构。²⁰

政治史方面，简牍的大量公布填补了秦汉地方行政研究的史料空白，学界转向地方行政研究，以行政制度与文书行政为热点，重点聚焦县级及以下基层行政运作；学者既利用新刊简牍探讨行政个案，也整合多批简牍开展长时段制度史研究，官制研究亦从中央转向县乡基层官僚体系。秦县治理、县级政务运行、乡里组织、令史制度、乡啬夫与劝农掾、县下分部、邮驿文书等研究，使秦汉基层政治不再只是制度史中的末端环节，而成为理解帝国治理能力和国家整合机制的重要窗口。²¹

社会史方面，重点围绕国家权力与社会秩序互动、社会群体生存、社会风俗信仰展开，社会身份问题是热议焦点。简牍资料为观察基层社会结构、身份等级提供了直接依据，推动社会史研究精细化、场景化。里耶秦简、睡虎地简、张家山汉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等资料中的户籍、名籍、功劳、身份、刑徒、奴婢、爵位和家庭关系记录，使研究者能够在具体社会秩序中讨论“人”的位置。贾丽英关于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身份秩序的研究，正体现了这一方向。与此相关，女性、家庭、儿童、民间信仰、社会流动、地方生活等问题也在新材料推动下逐渐展开，社会史研究由制度附属层面转向对基层社会运行逻辑的直接观察。²²

经济史方面，依托考古新发现与简牍中的度量衡、户籍、赋役等记录，相关议题持续深化。度量衡制研究日渐增多，成为秦汉经济史的鲜明特色；土地制度、户籍管理与赋役依旧是核心议题；粮食计量、物资调拨等具体经济运行环节，也受到学界关注。早期讨论围绕秦田租征收方式、睡虎地秦简与授田制、算赋生成与徭役货币化、秦汉简牍“居县”等问题展开；近年则进一步出现关于田合籍、占田籍、市场交易中的“质”、秦汉“徭”制、钱币统一方式、乌程汉简所见经济发展、罢癃服役等研究。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是能够把国家制度与民众负担、基层行政与资源汲取、文书技术与经济管理结合起来，从而解释秦汉帝国如何在广阔疆域内组织财政、劳役、土地和市场秩序。²³

法律史方面，新出简牍中大量秦汉律令抄本为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学界既注重对律令体系、结构与编纂性质的宏观探讨，也着力于具体律名、律文的细致考辨；研究重心集中在诉讼流程、审判程序、刑罚适用等司法实践层面，并结合传世文献系统复原秦汉法律运行机制。陈伟、张忠炜、陈侃理、朱腾、李婧嵘、于洪涛等人的相关研究，显示秦汉法律史已经从“制度条文史”走向“法律运行史”。这不仅有助于复原秦汉律令体系，也有助于理解国家治理如何通过法律文书、司法程序和地方官吏运作落实到具体社会生活中。²⁴

新史料也使制度史研究中的“规定”与“执行”问题更加突出。以律令、户籍、赋役和行政文书为例，传世文献往往保存的是较为概括的制度表述，简牍材料则常常呈现制度执行中的具体流程和弹性空间。地方官吏如何登记户口，如何催办文书，如何处理逃亡、逋负、病弱和犯罪，如何在县廷、乡里、仓库、关塞之间传递信息，这些问题都能在简牍中获得更直接的观察。由此，秦汉制度史研究的重心不再只是“制度是什么”，而是进一步追问“制度如何运转”“制度为何在地方层面发生差异”“文书技术如何影响治理效率”。这一变化使秦汉史研究更接近历史现场，也使政治制度史、法律史、经济史和社会史之间的边界变得更为开放。²⁵

历史地理学方面，简牍所见大量不见于传世文献的行政建制与地名，有力推动了秦汉政区地理研究。相关讨论多围绕地望考证、政区变迁等，重点聚焦郡县制的形成、演变与空间展开，极大丰富了对秦汉疆域治理与行政格局的认识。张家山汉简《秩律》、里耶秦简、悬泉汉简等资料，为复原汉初政区、郡县排序、交通路线、边塞节点和地方行政空间提供了直接证据。马孟龙关于《秩律》与吕后元年汉朝政区复原、从“东西对立”到“内外有别”的西汉国家政治地理结构演变等研究，说明历史地理已不只是地名考证，而能进入国家政治地理结构和空间治理逻辑的讨论。²⁶

思想文化与文物研究也因新材料而出现新问题。海昏侯墓孔子衣镜、全本《诗经》和《齐论语》线索，推动儒家思想、经学文本、图像信仰和王侯文化研究；天回医简、数术文献、占梦文献、日书、墓葬材料等，则使秦汉民间信仰、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世界更加清晰。2024年综述指出，秦汉史研究视域有了新拓展，新方法有了更广阔应用，主要体现在综合运用不同学科方法，进行考古学与思想史、政治史与观念史、性别史与民俗学等交叉研究。这些变化表明，秦汉史研究已经逐步突破政治制度史和文献考证的传统中心，向物质文化、知识史、日常生活史和社会文化史拓展。

在具体问题上，思想文化史的新视角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经典文本和政治观念入手，重新理解秦汉王朝的合法性建构。秦二世继位、汉武帝晚年政治、王莽祥瑞、光武中兴、东汉郊祀和图谶等问题，均涉及历史叙事、王朝记忆与政治伦理之间的关系。二是从墓葬、图像、医简、日书和数术材料入手，观察国家礼制之外的知识和信仰世界。过去这些材料常被归入文物或民俗层面，近年来则逐渐与思想史、宗教史、知识史和社会史相结合。这样的转向，使秦汉思想文化史不再只围绕儒法道等思想流派展开，而能够同时考察官方意识形态、士人学术、民间信仰、医疗知识和图像表达之间的多层互动。²⁷

总体而言，简牍的井喷式发现极大激发了学界研究活力，促进了历史学、简牍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的深度融合，以简牍等新史料为基础的研究成果占据重要比重。新材料既催生了新问题、新知识，也推动学界对传统命题重新反思，使秦汉史研究持续保持强劲的创新动力。不过，年度综述也反复提醒，过度依赖新出简牍、忽视传世文献，或者停留于计算机检索和碎片化考证，都会影响研究质量。今后的秦汉史研究，需要在严谨整理新材料的基础上，把简牍资料与传世文献、考古材料、图像资料、石刻铭文等结合起来，并在更长时段、更大范围和更强理论意识中展开解释。²⁸

在这一意义上，新史料带来的最大价值，并不只是扩大了材料数量，而是改变了研究者观察秦汉历史的角度。简牍文书具有高度日常性和行政性，能够显示国家制度在具体场景中的运行；墓葬、器物和图像资料则具有鲜明的物质性和空间性，能够显示社会身份、礼仪实践和观念世界的实际呈现；传世文献则在王朝叙事、制度概括和思想表达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三者相互结合，才能避免把秦汉历史写成单纯的制度史、材料史或观念史。近十年的研究进展表明，凡是能够在这些材料之间建立有效互证关系的成果，往往更能提出稳定而深入的解释；凡是只依赖单一材料类型的研究，则较容易受到材料偶然性和解释片面性的限制。

因此，新史料研究的成熟程度，最终要看它能否反过来改造传统问题。秦统一为何能够形成稳定帝国，汉代国家为何能够长期维系，郡县、律令、户籍、赋役、交通和边疆制度之间如何彼此配合，区域社会如何被纳入统一国家秩序，这些都是秦汉史的核心问题。新材料的意义，正是在于使这些大问题能够被拆解到具体文书和实际场景中加以考察，又能够在充分实证之后重新回到整体解释层面。这也使新材料研究与传统通史写作之间形成更紧密的互补关系。

4.重大项目与重要会议

近十年，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强力支撑，秦汉史研究取得突出进展，学术成果丰硕且影响深远，并建立起一支结构合理、视野开阔、功底扎实、兼具理论创新与实证能力的研究队伍。“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秦汉时期国家构建、民族认同与社会整合研究”“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的整理与研究”“秦汉地方行政简牍资料整理与研究”“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的整理与研究”“秦汉三国简牍经济史料汇编与研究”等一系列重大课题，兼重传统问题研究与新史料整理，兼顾宏观理论与微观实证，展现出清晰的研究导向，构建起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体系。

重大项目的意义，不仅在于产出数量可观的成果，更在于推动研究组织方式发生变化。秦汉史研究长期具有重个人考证、重专题积累的传统，而新出简牍整理、释读、编联、图版公布、数据库建设、文书复原和综合研究，往往需要多学科团队协作。古文字学、简牍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制度史、法律史、经济史、社会史等领域的学者需要在同一批材料上分工合作，才能完成从释文整理到历史解释的全过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各类协同攻关平台，为这种团队化、持续化研究提供了条件，也使秦汉史研究能够在资料整理、基础考证、专题研究和理论提升之间形成较稳定的衔接。

这种组织化趋势也反映在成果形态上。2019年综述统计当年出版相关著作近70部、发表学术论文600余篇；2022年综述提到本年度各种学术期刊、集刊与论文集共发表论文700余篇；2023年综述则列举出版秦汉史著作80余部、发表论文900余篇；2024年综述也称本年度秦汉史学界在各种期刊、集刊共发表论文近千篇。虽然年度统计口径未必完全一致，但足以说明秦汉史研究已经形成稳定而密集的成果生产。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出版物中既有专题性专著，也有资料整理、论文集、译著和大型通史类成果；既有围绕简牍新材料展开的专题研究，也有尝试从国家形态、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文明演进角度进行整体解释的著作。这种成果结构，正是学科成熟度不断提高的体现。²⁹

近十年，各类重要学术会议有力推动了秦汉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定期召开学术年会，聚焦前沿议题、总结年度成果，为学科发展指明方向。2017—2018年间，“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暨海昏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专题研讨会已经显示出海昏侯墓、简牍新材料与秦汉综合研究之间的紧密关系；2019年“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等国际学术研讨会，则体现出边疆交通、中外交流与秦汉文明研究的国际化面向。以海昏侯墓考古发掘成果公布、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睡虎地秦简出土等重要节点为契机举办的纪念性学术研讨会，以及简帛学国际研讨会等，围绕考古新发现、简牍新资料和重要学术传统展开专题研讨，进一步激活了研究热点。³⁰

这些会议和项目不仅及时发布新史料、新观点，提示重点研究方向，也为国内外学者搭建了高效高质的交流平台，促进历史学、考古学、简牍学等多学科对话合作，在凝聚学术共识、引领研究范式、培育学术力量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们推动秦汉史研究形成一种“材料整理—专题讨论—理论反思—成果传播”的循环机制。重大材料一经公布，即通过会议、论文集、专题栏目和项目研究迅速进入学术讨论；相关成果又反过来推动材料整理标准、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不断更新。

从学科建设角度看，重大项目和会议还承担着培养学术共同体的功能。秦汉史研究涉及材料类型复杂，既有传世文献，又有简牍帛书、封泥、石刻、墓葬、图像和器物；涉及地域空间辽阔，既包括关中、关东、江汉、岭南、河西、西域，也包括东北、西南和北方边疆；涉及问题层次多样，既有制度、法律、经济、社会，也有思想、文化、科技和中外交流。单个研究者很难覆盖全部材料和方法，学术会议则通过专题报告、圆桌讨论、青年论坛、资料发布会等形式，使不同专长的学者在共同问题上形成对话。项目制研究也使年轻学者能够进入资料整理和专题攻关过程，在长期积累中形成稳定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训练。这对于保持秦汉史研究的持续性，尤其重要。

5.大众传播和外译传播

近十年，秦汉史研究成果实现了从学术殿堂到大众视野的跨越，同时加强了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在大众传播层面，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大众读物持续涌现，如李开元推出《汉兴》，张向荣出版《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此类著作将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易懂的历史叙事，引发广泛关注。秦汉考古新发现的公众传播成效显著，海昏侯墓等重大考古发现成为文化热点，“马蹄金”“孔子衣镜”、全本《诗经》与《齐论语》等文物激发公众历史兴趣，使秦汉文明变得可触可感。

不过，秦汉史的大众传播仍存在提升空间。2024年综述明确指出，相对于其他时段，近年来秦汉史的普及工作明显薄弱，高水平普及著作明显缺乏。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一方面与现行学术评价机制下学者对普及写作投入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秦汉史研究专业门槛较高、材料复杂、简牍释读和制度考证不易转化为通俗叙事有关。但正因如此，秦汉史更需要在保持学术严谨的前提下加强公众表达。秦汉时期涉及大一统国家形成、郡县制、法制传统、丝绸之路、民族交融、文字制度、基层治理等关系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内容，是向公众说明中华文明连续性、统一性和制度创造力的重要窗口。未来如果能把简牍新发现、重大考古成果和前沿研究转化为高质量读物、展览、纪录片和数字资源，秦汉史研究的社会影响力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在学术外译传播方面，我国秦汉史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大量专著与论文被译为英、日、韩等多种语言，在海外出版刊发。依托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专项支持，多部秦汉史领域的研究著作先后入选立项，获得了规范化、体系化的外译出版与国际传播保障，如《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秦汉交通史稿》《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秦汉儿童的世界》《汉家的日常》等。出土文献译介也不断取得进展，如日本学者工藤元男主编的《睡虎地秦简訳注》2018年由汲古书院出版，此书以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及陈伟主编的释文版本为基础，重点针对其中《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三篇法制文献进行译注，为日本学界提供了研究资料。³¹

同时，外译传播也提示秦汉史研究必须增强中国立场和国际对话能力。2016年综述在理论思考部分即指出，面对西方汉学热，需要立足中国立场，与西方汉学界展开平等、有尊严的对话；对汉画像石等材料的解释，也不宜削足适履地强行纳入西方美术史框架。秦汉史是国际汉学长期关注的重要领域，西方和日本学界在制度、法律、简牍、社会史、边疆史等方面均有积累。我国学者一方面需要吸收海外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方法经验，另一方面也应当以中国材料、中国问题和中国历史解释为基础，提出能够参与国际讨论的概念和范式。只有这样，秦汉史研究的外译传播才不只是成果“走出去”，更是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在国际学术场域中的有效表达。

大众传播和外译传播虽然面向不同对象，但本质上都要求研究者完成一次“再表达”。面对普通读者，秦汉史研究需要把制度、简牍和考古材料转化为可理解的历史叙事；面对国际学界，则需要把中国学界的问题意识、史料优势和解释框架转化为可对话的学术语言。二者都不能以牺牲准确性为代价。秦汉史材料复杂、专名密集，通俗写作若过度戏剧化，容易削弱史料依据；外译传播若只追求概念对接，也可能使中国历史经验被套入外来框架。因此，未来秦汉史成果传播的关键，不是简单增加读物或译著数量，而是在学术规范、叙事能力和理论表达之间取得平衡。只有把新材料、新观点和新方法稳妥地转化为公众和国际学界能够理解的表达形式，秦汉史研究的社会功能和国际影响力才能真正提升。³²

综上所述，2016—2026年前后秦汉史研究在新材料推动下持续繁荣，形成了以简牍整理与研究为核心动力，以国家治理和大一统国家建构为主线，以边疆民族、丝绸之路、社会经济、法律制度、历史地理、思想文化和历史书写为重要支撑的多元格局。新出简牍和重大考古发现不断扩展研究空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重要学术会议持续增强学科组织能力，大众传播和外译传播则推动秦汉史研究走出专业圈层、进入公共文化和国际学术交流之中。与2016年前后相比，近年秦汉史研究最明显的变化，是材料基础更厚、问题意识更强、研究对象更下沉、理论关怀更自觉。秦汉史研究不再只是在传统政治制度史框架内增补史实，而是在基层治理、文书行政、社会身份、经济运行、法律实践、边疆交通、民族交融、历史记忆和知识体系等方面不断打开新空间。

未来秦汉史研究仍需在几个方面继续推进：一是加强新材料整理的规范性和准确性，重视简牍释文、缀合、编联和书手区分等基础工作；二是推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考古遗存和图像材料的综合运用，避免把任何一种材料绝对化；三是克服碎片化倾向，把断代研究与通史视野结合起来，在中华文明演进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大背景下理解秦汉；四是继续补强相对薄弱的东汉史、科技史和大众普及研究，使秦汉史内部结构更加均衡；五是增强现实关怀、跨学科对话和国际传播能力，使秦汉史研究在服务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阐释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经验和增强文化自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也正是在这些意义上，2016—2026年前后的秦汉史研究，不只是成果数量的增长，更体现出学科范式、材料体系和解释目标的持续更新。秦汉史研究的下一步发展，仍需在扎实考证和宏观解释之间保持张力：既不能离开材料谈理论，也不能把材料整理等同于历史解释；既要尊重断代史内部问题的复杂性，也要把秦汉置于中国历史连续演进的长程中加以把握。只有在这种基础上，秦汉史研究才能继续从新材料中提出新问题，从具体制度中提炼历史经验，从断代研究中回应中国古代史整体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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