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发展通史理论和推进通史纂修

2016—2026年间，我国通史理论研究与通史纂修在原有学术积累基础上持续推进，并在2019年以后呈现出更为鲜明的制度化、组织化和理论化特征。2019年，中国历史研究院正式成立，历史理论研究所同步组建；在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整体布局下，历史理论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均设立通史研究室。这一系列举措，显示出国家层面对中国通史编纂和通史理论研究的高度重视，也在学科建制、学术组织和人才汇聚方面，为新时代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保障。与此同时，作为“十四五”重大学术文化工程的《（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自2020年正式启动以来，整合全国史学资源，汇聚各研究领域力量，把通史理论创新、重大历史问题研究和大型通史纂修实践结合起来，推动新时代中国通史研究与纂修迈上新台阶。

从总体看，这十年间中国通史研究的突出变化，是通史理论与通史编纂之间形成了更紧密的互动关系。过去较长时期内，史学界对具体问题、专题史和断代史研究投入较多，而对通史撰述所必需的总体理论、宏大叙事和解释框架关注不足，形成了某种“重实证轻理论”的倾向。近年来，随着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推进，以及中华文明探源、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等重大议题的提出，通史理论研究获得了新的问题意识和实践牵引。通史不再只是既有断代史、专题史成果的汇编，而是成为历史学知识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集中呈现的重要形式。通史理论也不再停留于抽象讨论，而是在纂修实践中转化为历史分期、章节结构、叙事主线、概念体系和价值取向等一系列具体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新时代中国通史研究的核心任务，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发展通史理论，尤其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立足中国历史实际，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激活中国传统史学中的会通精神和通史家风，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大一统、多元一体、重大历史转折等问题形成更具主体性的解释体系；二是推进通史纂修，通过《中华思想通史》《（新编）中国通史》等大型工程，把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具有系统性、原创性和引领性的通史著作，为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基础。

1.发展通史理论

近年来，中国通史编纂的理论方法、中国历史叙事等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有效扭转了史学界长期以来“重实证轻理论”的学术倾向。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学界立足中国历史实际，着力摆脱西方理论话语束缚，积极提炼具有自主性的学术概念与理论框架。通史理论的推进，并不是要以空泛的概念取代扎实的史料研究，而是要在充分吸收断代史、专门史和考古学、文献学等领域成果的基础上，回答中国历史如何贯通、中华文明何以延续、中国道路何以形成、中国历史学如何建立自身解释体系等根本问题。

新时代发展通史理论，首要任务是推动通史理论体系的深化与创新拓展。在推进唯物史观中国化的同时，学界也更加重视中国传统史学资源的现代转化，并围绕重大历史问题进行理论拓展，逐步形成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兼具中国历史与文化特色的通史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既强调社会形态、生产方式、阶级关系等唯物史观基本范畴，又重视中华文明连续性、统一性、多元一体格局、通古今之变等中国历史自身特征，因而能够为新时代中国通史编纂提供更具主体性与解释力的学理支撑。

（1）唯物史观中国化持续推进。

新时代发展通史理论的核心方向，是不断推动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深度结合。通史撰述要贯通数千年中国历史，不能只依赖王朝更替、事件编年或专题拼接，而必须具有能够统摄全局的理论主线。近年来，围绕社会形态理论、历史分期、阶级分析方法等问题展开的讨论，正是为了在通史层面深化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整体认识。

首先，社会形态理论被重新置于通史编纂的基础位置。正确把握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社会形态问题，对于通史编纂具有指导性意义。近年来，史学界一方面出现了关于“帝制地主形态”、氏族社会、贵族社会、豪族社会、宗族社会，以及“无君群聚”“王权众庶”“皇权吏民”等新概念的探索，显示出学界试图突破既有解释框架、提炼中国历史自身概念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否定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质疑中国古代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问题的讨论。对此，学界的主流反应并非简单回避分歧，而是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立场的前提下，进一步辨析普遍规律与中国特殊道路之间的关系。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第二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暨第十四届历史学前沿论坛”，以“中国社会形态理论的建构与创新”为主题，明确提出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五种社会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研究中国历史既要坚持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充分揭示中国历史道路的民族特色。¹

社会形态理论的深化，集中体现在夏商周社会性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等问题的再讨论中。《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2期设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早期社会性质研究”圆桌会议专栏，从夏商国家形态、三代社会性质、殷商奴隶社会、周代低贱阶层和族社结构等角度展开讨论。这类讨论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重新梳理古史分期中的具体争议，更在于推动学界以文献、考古、多学科综合研究和国际比较视野，重新认识中国早期文明建立于怎样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之上。通史理论所需要的，正是这种能够把具体史实、理论范畴和长时段解释结合起来的研究方式。²

围绕“三形态”说与“五形态”论的关系，学界也作了较为深入的辨析。一些研究指出，“三形态”说与“五形态”论基于不同划分标准，从不同侧面说明社会形态的衔接顺序，二者既有差异，也有一致性与互补性；不能用“三形态”说否定“五形态”论，也不能把“五形态”论机械化、教条化。社会形态理论之所以对通史编纂具有根本意义，是因为它能够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的统一中把握历史阶段，而不是停留在王朝断限、制度名称或表层事件上。对于中国通史而言，社会形态理论既提供了纵向贯通的主线，也提供了中外比较、中西会通的理论平台，有助于在普遍规律与中国特殊性之间建立可靠的解释框架。³

其次，阶级分析方法在新的学术语境中得到再认识、再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是研究阶级社会历史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也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过去一段时期，部分研究者对阶级分析方法有所回避，担心其过于简单化、标签化，难以解释复杂的历史现象。近年来的相关讨论则强调，问题不在于是否使用阶级分析方法，而在于能否立足历史实际、避免公式化运用。对于中国通史来说，阶级分析方法有助于揭示不同历史阶段社会结构、利益关系和历史动力的变化。例如，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农民是主要阶级，但不同历史时期农民的存在形态并不相同，从秦汉时期的自由小农，到魏晋南北朝以徒附部曲为表现形式的农奴，再到北魏隋唐的均田户、北宋以后的契约佃农，其具体面貌和社会关系都需要细致辨析。只有把阶级分析与具体制度、生产关系和历史场景结合起来，才能提升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力与适用性。⁴

再次，唯物史观中国化还体现在思想史研究与通史撰述之间的相互支撑上。《中华思想通史》项目明确提出以构建中华思想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为重要目标，强调必须把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穿于中华思想史研究全过程，坚持从社会存在出发，实现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坚持从人民立场出发，书写人民思想史；坚持从占统治地位思想出发，提炼主流意识形态脉络和线索；坚持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出发，把思想人物及其思想成果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研究。这些原则虽然首先服务于思想通史编纂，但对于中国通史理论同样具有重要启发：通史撰述不仅要叙述制度、政治和事件，也要揭示思想观念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思想如何在历史变迁中形成、转化并服务于当代中国的理论建设。⁵

（2）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现代转化。

发展新时代通史理论，不能只从外来理论或现代学科分类中寻找资源，也必须重新激活中国传统史学中固有的通史意识和会通精神。中国史学自司马迁以来，就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通史传统。所谓“通”，既包括时间上的古今贯通，也包括空间、制度、人物、文化和族群关系上的整体把握。近年来，学界对“通史家风”的讨论，正是对这一传统的再发掘和现代转化。

“通史家风”是清代史家章学诚总结中国史学传统时提出的概念，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通过撰著通史以求得历史发展的通则，二是通过提倡通识以求对历史形成深刻洞察。李振宏指出，长期以来人们批评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倾向，而碎片化的根源在于历史研究失去了重视通识的传统、失去了整体性思维，也失去了对宏大叙事的兴趣和能力。王记录则认为，“通古今之变”是“通史家风”的思想核心，强调以整体联系的通识眼光看待社会历史变化，探求社会历史的事理法则。新时代通史理论要纠正碎片化、局部化倾向，就必须继承这种重视整体、强调会通、追求通则的史学传统。⁶

这种继承并不是对传统史学的简单复古，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立场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徐国利等学者的研究表明，近现代以来的钱穆、吕思勉、张荫麟、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等人，在撰写中国通史时都不同程度继承了中国传统通史编纂理论方法。其中，马克思主义史家以历史唯物论批判继承“通史家风”，属于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层面的继承；吕思勉的中国通史撰述则以社会文化史观为指导，吸收纪事本末体、典志体等传统史体优点，创造出综合体中国通史编纂新模式；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也在传统与现代史学理论之间作了有益探索。这些经验说明，通史理论的现代化不能脱离中国史学自身的积累，也不能把传统史学一概视为旧材料，而应当辨析其可转化、可创新的理论资源。⁷

从编纂学角度看，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具有成熟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官方修史机制、连续不断的历史书写、数量宏富的史书、体裁体例的多样性，以及源远流长的通史传统，都是中国史学区别于西方史学的重要特征。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编纂学受到西方史学冲击，逐渐由传统以叙事为中心的编纂转向以问题为导向、以分科为特征的编纂，章节体也成为新式中国通史的重要形式。但章节体本身也有局限，若运用不当，容易造成分期叙述对历史整体性和内在联系的割裂。因此，新时代通史编纂既要吸收现代学术分类的精细化成果，又要借鉴传统编纂经验，弥补单一史体的缺陷，努力建构富有民族特色的历史编纂新范式。⁸

在传统史学资源的现代转化中，“天下”体系也是近年来受到关注的重要概念。赵汀阳对天下秩序作出新的理论阐发，提出以天下体系重构一种大历史观，并以周朝建立天下体系、秦汉建立行政一统制度、清朝以后现代主权国家建构为线索，解释中国历史的长期演变。他还提出“漩涡模式”或“聚点模式”，强调中原文明在汉字、思想系统、天下观念等精神文化资源方面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能够吸引不同地域、族群和政治力量不断进入广域中国的历史进程。这一解释为理解中国历史的凝聚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⁹

当然，对“天下”体系的吸收也需要保持理论辨析。程广云指出，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确实刷新了历史观念，但其中公天下与家天下的界限、旋涡模式对“分”与“乱”的解释能力等问题仍需进一步讨论。他提出“文明板块”之间的碰撞与互动，可以补充解释中国历史中的分合循环和治乱循环。这种讨论提示我们，传统概念的现代转化不应停留于概念赞美，而应在历史经验中检验其解释力。对于中国通史理论而言，“天下”“大一统”“通古今之变”等本土概念的价值，在于它们能够帮助我们从中国历史自身出发把握国家形成、文明延续和多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内在逻辑，同时也需要与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和具体历史研究结合起来，避免脱离史实的抽象化。

（3）重大历史问题的理论拓展。

围绕新时代史学研究的重大使命与关键议题，通史理论不断拓展和深化。近年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建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历史阐释、重大历史转折的再审视，以及对西方中心论、冲击—反应模式、“唐宋变革论”“新清史”等外来解释框架的辨析，都成为通史理论研究的重要增长点。这些问题并非外在于通史编纂的专题，而是直接关系到中国通史以何种主线贯通古今、以何种概念解释中国历史、以何种话语呈现中华文明。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建构，是近年来学界关注最集中的问题之一。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过各种统一政权和地方政权，由汉族以外民族建立的政权也不在少数。各政权之间长期、紧密的互动和联系，巩固了多元一体的统一格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历史根基。《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开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笔谈专栏，集中讨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相关研究强调，应坚持“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统一，认识到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凝结成中华民族，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主导性和开放包容性，坚持各民族共创中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观。¹⁰

从断代研究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并不是只在近代民族意识觉醒后才出现的概念，而有其漫长的历史生成过程。先秦时期，诸邦之间的政治互动、文化认同和共同祖先意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早期形成提供了基础；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正统建构，推动了汉人天下中国观的调整和南北之间的地域交流、民族融合；隋唐时期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打开新局面；辽宋夏金时期虽呈多政权长期并立形态，但诸政权都未脱离华夏认同这一政治文化前提，辽、宋、金均自居华夏正统并谋求政治上的一统；元朝结束南北长期分裂，形成广阔疆域和复杂族群共居局面，进一步推动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清朝则在多民族国家治理、疆域整合和国家认同方面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将这些研究纳入通史叙事，有助于打破把中国历史简单等同于单一族群史或中原王朝史的狭隘视角，呈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自在到自觉的发展过程。¹¹

“多元一体”是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历程与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重要理论创新。费孝通提出这一概念后，学界不断将其运用于中华文明探源、早期国家形成、蛮夷族群关系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等问题中。贾益指出，“多元一体”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民族政权的局部统一为更大范围的统一奠定基础，“大一统”观念为中华各族所接受，各政权之间的密切互动形成政治组织形式和政治观念方面的趋同与互补，元清以来则进一步推动华夷一体治理格局形成。李新伟围绕多元一体概念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运用，辨析“一元”“主元”“多元”等问题，强调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对于通史编纂而言，多元一体并不是把多样性与统一性简单并列，而是要解释多元如何走向一体、一体如何容纳多元，以及这种历史过程如何构成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内在机制。¹²

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历史阐释，是2023年以来通史理论研究的新重点。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系统论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中国历史进程的宏大叙事提供了根本遵循。学界由此从长时段的大历史观出发，围绕先秦考古、五帝传说、春秋王道、大一统思想、华夏共同祖先意识、秦汉以来的政治文化一统、元明清“华夷一统”到“中华一统”的话语转换等问题展开研究。相关成果表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并非简单的朝代延续，而是在制度、文化、政治认同、族群交融和历史记忆中不断被重构、巩固和发展；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也不只是疆域统一，而包括正统观念、制度整合、文化认同和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¹³

在这一问题上，对“大一统”的再阐释尤其重要。以往一些研究将王朝时期的“大一统”单纯理解为疆域统一，容易忽视思想、制度和文化层面的深层结构。近年来的研究强调，王朝时期的“大一统”在名义上必然包括整个“天下”，核心则是“中国”，其具体范围和内涵会随历史语境而变化。秦汉“中国一统”将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农耕区整合为一体，为汉唐文明辐射周边提供政治秩序；元明清“华夷一统”囊括中土与塞外，形成华夷多元的复合共同体；清朝在继承和发展传统“大一统”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政治一统、经济一统和文化一统，推动多层面一体化进程。这些研究对于驳斥“新清史”将清朝从中国历史中剥离出去的倾向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从中国历史自身脉络理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¹⁴

重大历史转折的再审视，则进一步推动通史理论摆脱外来框架的简单套用。以“唐宋变革论”为例，其虽然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影响深远，但其所谓“中国”往往被限定在中原和江南汉族生活地区，将元朝、清朝等多民族王朝排除在“中国”之外，暗含着割裂中国历史连续性和统一性的理论陷阱。成一农、李华瑞等学者对这一理论提出反思，指出应当看到“变革论”背后对人类历史进程的认知预设，不能把中国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格局压缩到江南一隅。明清鼎革、十七世纪危机、“大分流”等问题也需要在中国历史长期内聚运动和全球互动双重视野下重新审视，既不能忽视世界历史联系，也不能消解其作为中国历史长期演变环节的性质。对于近现代史研究中长期流行的“冲击—反应”模式，学界也越来越强调以中国为中心、以历史的中国为中心，尊重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规律与革命动力。¹⁵

由此可见，重大议题的推进极大丰富了中国通史的理论内涵与解释维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使通史叙事能够更充分呈现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过程；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研究使通史能够从文明连续、制度创新、文化认同和世界意义等层面展开；重大历史转折的再审视则促使学界警惕西方中心论和外来范式的遮蔽，重新确立中国历史主体性。这些探索共同指向一个目标：在贯通古今的视野中提炼历史规律，为构建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增强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提供坚实学理支撑。

2.推进通史纂修

通史著作是历史学知识体系、话语体系的集中体现，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成就终归要在通史性著作中予以凝结、积淀和呈现。理论研究如果不能进入通史写作和知识传播，就难以形成稳定的学术体系；通史纂修如果缺少理论支撑，也容易成为材料汇编或分段叙述，难以体现新时代中国史学的主体性。十年来，全国重大通史纂修项目持续推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华思想通史》项目和《（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前者侧重中华思想发展历程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后者则以国家重大史学工程和文化工程的形式，对中国历史作全景式、体系化叙述。二者共同体现出新时代通史纂修由个体撰述向组织化工程、由成果汇编向理论引领、由学术积累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转变的趋势。

（1）《中华思想通史》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学术创新工程《中华思想通史》自2014年启动以来，持续致力于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审视和阐释中华思想发展历程，为“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提供学理支撑和实证依据。它的意义并不只在于补足思想史领域的一部大型通史，更在于通过思想史通贯叙述，探索如何把中华优秀传统思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现实需要结合起来，形成具有主体性的思想史解释体系。

在编纂原则上，《中华思想通史》强调思想史研究不能脱离社会史、制度史和人民实践。思想并非孤立存在的观念序列，而是在一定社会存在和历史条件下形成、发展并发生作用的。因而，项目要求把思想人物及其思想成果放在具体历史条件中考察，把主流意识形态、思想斗争、人民思想和社会变迁贯通起来理解。这一方法对于中国通史纂修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通史写作不能只排列政治制度和重大事件，也应当揭示思想观念如何在社会结构、国家治理、文化认同和历史转折中发挥作用。¹⁶

在体例上，《中华思想通史》构建“通史＋专史”的框架。一方面，以社会形态演进为主线，勾勒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发展脉络；另一方面，设立宗教、文艺等专门分卷，形成纵横交错的立体格局。这种体例既体现通史的纵向贯通，又容纳思想领域内部的专题分化，较好处理了总叙与分述、整体与专门之间的关系。对于《（新编）中国通史》等大型通史工程而言，这种“通史＋专史”的结构经验，有助于在整体叙事中安置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民族、文化、科技等不同层面，避免单线叙述过于狭窄，也避免专题堆叠削弱通贯性。

从阶段性成果看，《中华思想通史》项目已形成《中华思想通史绪论（修订本）》《中华宗教思想通史编》《中国社会形态史纲》等重要成果。其中，《中国社会形态史纲》作为社会形态史著作和教材，明确强调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五形态说”和“三形态说”具有一致的理论根据、可以互为补充。这些成果不仅服务于思想史研究，也为中国通史编纂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概念资源。尤其是在如何坚持社会形态理论、如何处理中国历史特殊性、如何把思想发展置于社会结构之中等问题上，《中华思想通史》项目已经形成可供借鉴的编纂原则和理论成果。¹⁷

（2）《（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

《（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是国家“十四五”规划重大学术文化工程，2020年6月正式启动，8月《中华民族史》纳入一体推进。这是继承我国治史修史优良传统、弘扬通史学风、凝聚新时代民族复兴认同的战略举措。工程立足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继承和发扬以史经世的优良传统，紧跟时代步伐，紧扣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深入思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基础性问题，从中国历史的深厚积淀中提炼中华文明的思想精髓和价值内涵，科学总结重大历史经验，从历史纵深处把握新时代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为党和国家发展事业提供历史学的智慧和力量。

作为新时代重大史学工程和文化工程，《（新编）中国通史》最突出的特点，是把理论研究置于纂修工程的核心位置。理论问题研究是为通史铸魂的关键工作。工程贯彻指导小组会议精神，成立理论研究小组，通过深入探究历史之“理”，提出具有原创性和引领性的理论命题。理论研究小组围绕重大理论问题反复讨论、修改和打磨，形成《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研究报告》。这一报告不仅对新编通史的理论基调形成基本结论，也对如何贯彻理论框架提出建设性意见。通史贵“通”，无论纵通、横通还是会通，都需要统帅全书的理论框架，需要前后贯通、浑然一体的理论解释，否则必然导致系统性缺失。从参考资料所述看，社会形态理论在这份理论报告中像一条脊椎贯串始终，为整个通史工程注入了理论灵魂。

同时，扎实完善的设计思路和章节提纲，是纂修《（新编）中国通史》的基本保证。工程在起步之初即启动各卷章节提纲撰写和审读工作，从源头保证正确政治导向和学术导向。各卷编纂团队精心设计章节提纲，经过主编会议、卷际会议、审读会议、开题论证会反复讨论修改，再经审读小组和编委严格把关，以避免各卷之间交叉重复，保证全书结构统一、主线清晰、前后照应。这种工作机制说明，大型通史纂修不只是多个分卷的平行写作，更是一个需要总体设计、理论协调、卷际统筹和学术把关的系统工程。

中国社科院党组把工程作为重要政治任务，集全院之力，周密部署，科学管理，形成上下联动、多方参与、全国统筹、内外协调的良性工作机制。全国史学界400多名专家学者倾情投入、潜心钻研，既体现出国家重大工程的组织能力，也体现出新时代中国史学共同体围绕通史纂修协同攻关的学术状态。通史纂修涉及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民族史、边疆史、思想文化史、经济社会史、考古学等众多领域，任何单一研究机构或单一学者都难以独立完成。通过全国统筹和多学科协作，《（新编）中国通史》得以把近年来各领域研究前沿吸纳进总体叙事，同时以统一的理论框架和编纂原则加以整合。

近年来，《（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稳步推进。2023年，重要阶段性成果《（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出版，获得各界高度关注与广泛认可。两书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这一主线，科学讲述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历史，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渊源，昭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趋势，展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历史和文明进程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看法。在体例上，两书真正做到“通古今之变”，均从文明起源一直讲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这在中国历史学界同类著作中尚属首次；在学术上，则立足前沿，在文明界定、社会形态变迁、民族关系等方面突破成说，使用新的学术概念，展现新的学术成就。

《（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在厘清历朝历代主要史实和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以国家统一、社会发展为主线，围绕五千多年中国历史的关键节点、关键之变，突出历史道路、历史主流、历史成就和历史趋势，着力讲清新时代是如何从历史中国走来的。其史前部分充分利用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并辅以出土传世文献及相关学科材料，梳理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氏族到部落再到部落联盟的发展历程；古代史部分以政治和文化为纲，以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壮大为主线，叙述从夏商直至清朝结束各时期主要史实，并论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近现代史部分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线，阐述中国自主近代化道路被西方列强入侵打断，中国沉沦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并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伟大觉醒中开启伟大复兴之路。

《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则按照文明成长历程，以思想文化和精神文明为主线，突出“文明地标”，凸显时代特色和世界意义，重点聚焦中国特色文明定义、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主线脉络、中华文明生成发展的内在动力，探讨中华文明核心精神基因、现代元素和突出成就。全书从制度变迁和政治思想流变中阐释中华政治文明，从绵长深厚的学术传统和灿烂辉煌的文艺成就中阐释中华精神文明，从传统农工商转向近代工业的发展脉络中阐释中华经济文明，从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的迭代更新中阐释中华科技文明。这种写法表明，新时代通史纂修已经不满足于政治史或王朝史的单一框架，而是力图从文明史、思想史、制度史、民族史和社会史等多个维度，呈现中华文明的整体面貌与世界意义。

两部阶段性成果作为整体通史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上的伟大意义，也为广大干部群众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大势、提升历史自觉、凝聚历史认同提供了通俗而有学理支撑的读本。它们既是大型通史工程的先导成果，也是新时代通史理论向社会传播、向公共历史教育转化的重要形式。2025年，《（新编）中国通史》已完成全部初稿，计2300余万字，纂修工程进入统稿通稿、打磨完善的收官阶段，预计2026年将陆续出版。由此可见，《（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不仅是一次大型学术出版工程，更是新时代中国历史学在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上的集中实践。

总之，2016—2026年间，尤其是2019年以来，中国通史的编纂与研究以更为宏阔的视野贯通历史与现实，以更强的理论意识回应时代命题，以更大规模的组织化实践推动学术成果转化。通史理论方面，学界在唯物史观中国化、社会形态理论、阶级分析方法、通史家风现代转化、天下体系、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和重大历史转折再审视等方面持续推进，逐步形成具有中国主体性的解释框架。通史纂修方面，《中华思想通史》《（新编）中国通史》等重大项目将理论探索落实为编纂实践，推动历史学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在通史著作中凝结成形。新时代中国通史研究由此为强化中华文化主体性、阐释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历史依据与深厚学术支撑。